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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记忆】抗战时期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来源:          发布日期:2015-07-08          浏览次数:794

 

    自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开始侵占苏、皖、浙地区。12月,芜湖、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日军为了侵略的需要,加速对沦陷区物资的争夺,以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货币作为物资争夺的重要载体,成为了经济侵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形式。日军通过从金融市场上驱逐法定货币、强制兑换、滥发军票、制造假币、恶意收购等手段,破坏中国原有的金融秩序,动摇沦陷区人民的信心,企图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控制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相应措施,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一场伴随着炮火侵略,却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也就此展开。

    设立日伪银行   发行伪币

    抗战之初,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在扩大,军费猛增,日军为了在占领区大量掠夺资源,通过建立日伪银行,强制发行伪币和军票等方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元月,安徽省政府发给芜湖县政府的电文记载:“敌寇为实行其以战养战之阴谋,对我经济侵略日形加厉,于我游击区内扶植伪银行”,“据查芜湖、安庆、蚌埠等地,均设有伪华兴银行分行,该伪行资本额定为五千万元,由伪南京国民政府及日籍银行分担。一九三九年发行伪钞,总数为五百万元,其管业区域以苏浙皖三省为范围,并将汉口包括在内,又于汉口设立伪中江银行,以伪华兴券作基金,专办兑换军用票及贷款、储蓄、抵押银行业务。”其中提到的“华兴银行”系日本在华中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府——梁鸿志伪政府开办,于1939年5月成立于上海,在芜湖设有分行,经理、副经理都是日本人,芜湖分行负责人为千田贞元。其职能是处理和调剂华中金融业务,发行“华兴券”,搜刮国民党法币,套取外汇,为日军购买战略物资,统治华中贸易,掠夺资源,为侵华日军提供经费。

    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伪政府成立。1941年1月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中储行”),8月即在芜湖设立一等办事处,地址是中二街99号(原南盛公司旧址),并专设电台与南京伪中储总行联系。伪中储行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用“中储券”代替“法币”强制流通。而法币是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自1935年发行后,此时已在人们心中建立信用。人们普遍认为法币是唯一合法纸币,中储券不过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一张空头花纸,因而不愿接受。

    汪伪政府为了在沦陷区内排挤法币,于1942年6月23日颁布了《禁止法币使用办法》,强制推行所谓“新旧币”的全面交换,禁止法币在沦陷区内流通。12月1日,法币在芜湖全面禁止。日伪政府通过强制手段,逼迫缴纳法币。法币禁止后,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日军支出的军费、日商收购物资的资金,都用中储券支付,为中储券的流通铺平道路。当时伪中储行芜湖办事处共计收兑法币1337万元,日伪交换旧币的过程其实就是赤裸裸掠夺法币的过程。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军费开支不断加大,伪中储行于是开足印钞机,大量发行,其面额由原来的1元、5元、10元、50元,增至100元、500元、1000元,甚至到抗战后期,又增发了1万元券,导致币值下跌,贬值严重,1元券只能换回0.5分法币,实际已抵不上一张草纸的价值。抗战胜利后,中储券被宣布禁止流通,并由国民政府回购销毁。

    日军通过各种手段搜刮的大量法币,一方面用来投向日伪统治区以外的地方,抢购粮食、布匹、药品等军需物资,以维持侵华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运至上海、香港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武器设备。为应对日军对法币的打压,防止资本外逃,我方在芜湖的非沦陷区域内采取积极措施,来巩固地方金融。1941年10月《限制携带钞票往游击区域办法》规定:“严禁携带钞票出口,奖励人民向游击区抢购物资”,“亟应力谋法币之畅通,应得尽量购取物资并对敌争取货币流通地盘”。同时发行购粮“兑换券”,取消货币方式购买粮食,防止敌方抢购。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芜湖县政府《转巩固各地金融办法五项仰遵办理代电》规定,在非沦陷区内应“加紧金融经济的封锁,严禁伪钞由边区流出,禁止物资流入边区,并应对法币信用巩固”,阻止了敌人全面控制金融市场的企图。

    滥发军票  制造假币  扰乱金融市场

    抗战初期,为解决战争所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侵华日军采取了更加直接的军票形式来筹集军费。这种军票又称“军用手票”,原本是日本政府作为发放日军饷的货币,后经日本内阁决定将军票当作一般货币在我华中、华南等地区全面流通。这种军票是脱离日元存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完全依靠侵华日军强制推行。日军用军票在占领区大肆采买物资,更逼迫占领区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日本军票是最恶毒的货币侵略,实际上等同于抢劫,这些军票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如同废纸一张。

    除了滥发军票,日本经济侵略的最毒辣手段还是制造假币,以此扰乱中国的金融市场。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财三字10398号《为转发敌伪伪造法币电请查禁由》记载:“敌伪为扰乱我金融,破坏我法币,以达其经济侵略目的起见,伪造法币种类甚多”。假币在市面的流行,极大影响了法币的信用。为遏制伪造法币的流入,一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加紧对法币进行大改版,另一方面加大宣传,查禁假币,广发票样,“将法币真伪异同之点布告周知”。

    随着日军大量发行伪币,并以大量假币冲击市场,牵动法币也不断增发,造成市场上流通货币极度混乱,至抗战中后期,已不可避免地出现通货膨胀。当时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均出现物价暴涨,币值下降,法币、伪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本已绝迹的各种各样新旧铜元又被拿出来流通。此时日军将掠夺对象又瞄准了中国的金属货币——铜元镍币等,大肆收购,作为战略物资,直接运回日本,中国金属币惨遭日军浩劫。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芜湖县政府《为奉省保安司令部注意封锁敌伪吸收铜元等应仰遵照由》记载:“据报敌伪近来大量吸收铜元,现铜元已由每元七枚涨至每元四枚等情特电知照,并仰饬属注意,严密封锁为要”。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有关方面再次通报“敌近提高价格收兑我方铜元,一元兑换铜元三枚,在内地设法收购,偷漏出口,一般为商人购货时,多大量夹带牟利”。

    为防止日军恶意收购,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各种铜元的流通,严禁私人收购铜元及私熔私运,对违反者予以治罪。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为私人收购铜元及私熔私运一案特电仰遵照办理由》记载:“惟因现在铜价昂贵,奸商牟利,难免仍有私自购熔,甚或走私资敌,拟请申禁令,严禁私人收购铜元及私熔私运。查意图营利私运铜元出口,或于销毁后私运出口(运入沦陷区视同出口),查通谋敌国以铜元资敌者,应分别依照修正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及惩治汉奸条例治罪。其在内地私行贩运或私自销毁牟利者,查获应予以没收充公。旧有各种铜元取消其暂作辅币流通之资格,责成中央银行与中央造币厂按照铜斤洽订购价,收回改铸”。

    如同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侵略的梦想,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货币战场上,中国人民同样自强不息,顽强抵制。然而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战争,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受伤害最大的仍然是中国人民。(文字由市档案局提供,转载之《大江晚报》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