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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记忆】日本侵华时期在芜湖的毒化政策

来源:大江晚报          发布日期:2015-07-19          浏览次数:662

日本侵华时期,除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的同时,奉行 “以掠夺中国财富、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 的政策,在沦陷区内强迫中国人民种植鸦片、设立烟馆、征收鸦片捐税、加工毒品,并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贩运出售毒品,造成了严重后果。事实证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政治战争,也是一场“毒品战”。饱受日寇铁蹄蹂躏之苦的芜湖,就是日本毒化政策在安徽乃至华中地区的“重要灾区”。

芜湖地处国民政府统治中枢南京附近,历史上有“京畿辅地”之称,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自辟为通商口岸后,便成为近代长江流域上一个繁盛的商埠,驰誉大江南北。作为沟通南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芜湖被日本视为“以战养战” 的基地。1937年12月芜湖沦陷后,侵华日军便利用其滨江临河的交通便利之势,强迫农民将良田改种罂粟,并在芜湖大肆制作贩运出售毒品,实施“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毒化战略,牟取暴利。1943年5月7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题为《敌毒化芜湖——烟馆增至四百家》的报道,指出:“芜湖之敌,广设烟馆,实施毒化政策,刻芜湖烟馆已自四十余家增至四百余家。其鸦片来源除敌贩卖外,并迫令居民尽量播种,芜湖全县田地,现种植鸦片者达十分之六以上。”当时的芜湖,大街小巷内布满了所谓“戒烟所”,这些“戒烟所”以禁烟为名,行纵毒之实,实为吸毒所,可谓“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二日,芜湖县政府呈报安徽省政府六区专署的代电《为查报敌伪毒化罪行搜集罪证附呈祈鉴核由》中,记载了侵华日军在芜的毒化政策。日伪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芜湖等沦陷区施行毒化政策,并通过所谓“禁烟”收取捐税和罚金,仅芜湖地区便收取755万元。同时根据区域设定指标,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芜湖烟苗亩数在一万亩数以上,所得鸦片由伪芜湖兴安分公司收购制售,从中获取暴利。然而除了兴安分公司,在芜湖还有另外一家专门从事鸦片等毒品的制售,这便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毒化机构——“宏济善堂”。据安徽省政府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代电《抄发毒化罪犯名单仰遵照办理》中记载,“敌伪合组之宏济善堂范围甚大,设于芜湖,专从各陷区收买大批烟土,运芜制售。”

“宏济善堂”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由日本特务里见夫(又名李基夫)组建,总部设于上海,南京、苏州、芜湖等城市设有分堂,其中芜湖“宏济善堂”负责人为在芜巨绅蔡公侠。这个挂着“宏济善堂”招牌的机构,并非是一个救灾救难、普济众生的慈善团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陷人于水火之中、彻头彻尾的日伪毒化机构。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成为日本毒化政策由伪满向华南波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它犹如一只硕大无比的蜘蛛, 利用戒烟总局、戒烟分局、各地分堂和日驻地宪警, 不停地吐丝结网, 逐渐形成了从种植、采办、发售、运输一整套的毒化体系。

这些在侵华日军控制下的毒化机构,让芜湖民众笼罩在“烟毒”之下。日本人为了使不同阶层的中国人都加入吸毒的行列,扩大毒品的销量,“于沦陷区各城市设立禁烟局,奖励烟民登记,配给烟土,收取登记执照费一百元至五百元不等。为优待吸毒烟民,饬令各地售吸所,向当地军警机关举行登记后,凡在该所吸食鸦片者,可不受任何机关之检查。”一些条件简陋的烟馆,有的只是一间房子,里面用木板支起床位,烟具因多人使用而变得满是油垢,龌龊不堪。光顾这种烟馆的多为体力劳动者和无业游民。有的烟馆内设有不同档次的烟室,除了称为“雅座”的高级吸烟室外,又设有“散座”,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设置大炕或木板通铺,可容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烟民,他们脊背靠脊背地躺在上面,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吞云吐雾。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新华日报》曾在头版发表题为《怵目惊心的日寇毒化政策》的社论,列举了日伪在南京、武汉、上海等地实施毒化政策的消息,其中“南京四十八万人染上烟毒,每日可卖鸦片三千两,价值六千万元。伪维新政府每月所得鸦片税为三百万元,这是支持伪政府的重要经费来源”。由此可见,伪政府是建立在烟毒经济的基础上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日寇在华实施毒化政策,其目的有三。第一,吸取我之金钱,掠夺我之物资,以维持在华之傀儡组织,并企图挽救其经济上之破产。日寇在华当局曾发表宣言:拟从贩卖毒品方面,获得利润三万万华币。从这里可以看出毒化政策对于日寇经济上的意义。第二,消灭我战区人民之反抗精神。无须证明,鸦片可以使人消沉,使人萎靡,使人失去奋斗的精神。染上鸦片恶习的人,就很难振作图强,以抵抗日寇。因此,传播烟毒,制造烟民,就无异训练俯首帖耳的亡国奴隶。第三,帮助敌寇和汉奸的政治统治活动。鸦片是日寇开展其政治活动的一种媒介物,利用烟馆和土行,经过贩卖鸦片的商人,和吸食鸦片的烟民,敌寇正可进行其间谍、侦探及其他罪恶的活动。所以传播烟毒,又是和日寇的政治阴谋活动,有密切联系的。传播烟毒是敌寇确保其侵占区,实行‘以战养战’计划中的一部分。”

1945年抗战结束后,芜湖国民政府对烟民进行过一次调查统计,据芜湖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芜湖县烟民调查表》记载:“芜湖城区及7个乡,共有烟民1255人,其中城区998人(男777人,女221人),7个乡257人(男246人,女11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三十日芜湖警察局呈报安徽省政府的公文称:“已收烟民二百六十五名登记费五十三万元列册移交该县政府接收,作抵收该原缴户烟民二百六十五名应缴医药等费之用。”芜湖人民就这样饱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害,使人民的财富遭受掠夺,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

(文字由市档案局提供)
原文地址:http://epaper.wuhunews.cn/djwb/html/2015-07/09/content_242603.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