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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记忆】敌寇对桃冲铁矿的巧取豪夺

来源:          发布日期:2015-07-20          浏览次数:756

裕繁铁矿公司申请发还敌占繁昌桃冲铁矿
据档案记载,安徽省繁昌县裕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民国三年,创始人为霍守华。该公司自创建之初,即在繁昌桃冲一带开采铁矿。由于国内冶铁工厂很少,所以开采出来的矿砂多运往日本销售,并在日本设立分公司,总经理霍守华一年内数次往返日本。由于日本对铁矿砂“需求甚殷”,所以霍守华在日本很受欢迎,在日本商界、政界以及民间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繁昌铁矿砂销往日本期间,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制铁企业均曾以中日合办的中日实业公司为经手机关,对裕繁公司发放巨额借款。在其与裕繁公司签订的《售卖铁质矿石合同》中言明此系预付铁砂价款,出借人可得年息六厘,合同期为四十年,本利陆续在输日砂价上报返。此一本利返还形式,应该说,在裕繁公司经营方面,不受借款之影响,同时也足以证明日本对于当时铁砂需用之殷。但这项借款本利之报还办法,系日本自扣自还,这为后来计算本利留下了后遗症。

原来,在裕繁公司矿砂输日期间,贸易对象有了变化。一开始,是由中日实业公司将铁砂转售东洋制铁会社,由东洋制铁会社预付砂价日金250万元,经中日实业公司转付于裕繁公司收领。民国八年(1919年),东洋制铁会社闭歇,不再需用矿砂。中日实业公司遂将铁砂转售日本国营八幡制铁所,大藏省预金部预付砂金400余万元,并由正金银行交中日实业公司转裕繁公司收领。

上述债权关系,由于东洋制铁会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完全解散,债权主体不复存在,裕繁公司于己有利,事不关己,当然高高挂起。而大藏省之预付款,后据日方计算本利为610万元,日方拟予追偿。然而实际情况是,此项借款本金仅为400万元左右,系预付砂价,历年由八幡制铁所于支付砂价之外,每吨另付1.85元,积存于正金银行,由其自扣自还。故此该款由日本国库支出,又由日本国库经营的企业自行支付,其间为大藏省赢利不少。在此之前,由于这种还本付息方式与裕繁公司并无太大影响,所以裕繁公司并不太理会。民国十六年,日本国内取消此种转账方式,由于这与裕繁公司并无直接关系,所以裕繁公司仍然没有过问。

自民国八年(1919年)至战前民国廿六年(1937年),双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在日敌方面,借款系预付砂价,向属自借自还,只须获得矿砂,供其军需,任借款成为悬案,可以钳制裕繁,于己有利;而在裕繁方面,亦以为借款由日方自扣自还,账目清结与己无关,只要铁砂承受有主,借款虚悬,本无影响,且每吨矿砂均有不同额度的收入积存在正金银行账上。岂料时间过去二十多年,日方忽然提出本利尚欠大藏省610万,而东洋制铁社本金250万,本利计算也高达601万。两项借款系根据同一合同、同一利率,结算至民国廿六年(1937年),何以本利总数均达六百余万元。实则其本金既相差如此之大,而本利则如此接近,这实在让人大为诧异。显然,这是日方恶意计算,“任意报告,显不可信”,此其巧取豪夺方式之一。

就全中国而言,日本侵略军进占中国以来,所有各地矿产,在其军用迫切需求之下,予取予求,不待合作,即可为所欲为,繁昌桃冲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日本人矶谷光亨交待:由于裕繁公司经营的桃冲铁矿属于军需物资,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民国廿八年初,敌华中矿业有限公司(简称“华中公司”)开始计划桃冲铁山之复旧开发。作为华中公司的总经理,矶谷光亨认定裕繁公司尚欠日方巨额款项,而且拥有矿业产权。在此前提下,他提出通过协定方式取得租行权,加以经营。作为回报,他将付给裕繁公司之租金相当部分,充作偿还借款之用。于是,他拟定了《桃冲处理要领》(以下简称《要领》)、《当时开采产额契约》(以下简称《契约》),其中《要领》规定:⑴铁山现物,不作为出资(否认桃冲矿土地设备股权);⑵租金充抵借款;⑶收买现有设备,其代价冲抵借款偿还之用;⑷与裕繁公司订约,实施上开要领。《契约》规定:⑴每出煤一吨,付与裕繁公司一元五角之租金;⑵依上开第一条计算,月付裕繁公司三千元,租金超过三千元者,其超过额均充借款偿还之用;⑶收买设备代价,均充借款偿还之用。显然,这是霸王条款。该公司常务董事细木盛枝亦实话实说:裕繁公司以“华中公司不给任何代价”,甚为不平,遂屡次向华中公司交涉,“斥其处置为不当”。即使是如此霸王条款,经华中公司上报日本兴亚院联络部转交东京内阁,仍然没有得到批准。究竟是何原因,并无记载,然华中公司矶谷光亨一语道破天机:“凭日本皇军军事的占领效果,开采区区矿石,根本不成问题。”

日本内阁的态度,甚至矶谷光亨的态度,使得华中公司在占领桃冲矿期间,对《契约》中约定的租金竟然也是分文未付,这使得霍守华异常难堪。后来他以生活困难为由,请其代理人藤井元一出面讨要生活费,后来日方以“残存设备收买费”名义付给霍守华18.525万元,这与桃冲矿战前设备总价、借款之巨明显不相称。实际上,霍守华是否真正得到这笔款项,依然是个谜。因为依据《要领》和《契约》,裕繁公司不能以桃冲铁矿为现物出资。而其收买设备之代价,亦作为充抵借款偿还之用,并不直接支付给裕繁公司。由于无论设备是否被收买,裕繁公司均得不到价款,所以霍守华是否得到这笔款,可谓不得而知。此其敌寇巧取豪夺之二。

日方为了并吞桃冲矿,曾造出谣言,声言华中公司通过霍守华的代理人藤井元一,得到霍守华的“密诺”——只要日本政府许可,可立即实施调印——转交经营权。但“密诺”也查不到任何实据。由于“收购”不可行,《要领》与《契约》的方案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所以,这一阴谋直至抗战结束,日方终不能如愿。但由于华中公司得到裕繁公司关于“开采矿砂”的承诺,所以华中公司则以“商租”的形式开始独自经营。裕繁公司既不以现物出资,又不参与“事业管理及经营”,不参与损益分配,契约上说的收取租金,也是积存在日方账上,而矶谷光亨更是以军事强势相强,表示“暂不支付”。

日方巧取豪夺的方式更有甚者,是肆意压价。按照售砂合同的规定,砂价系按照裕繁公司成本计算,并使每吨享有一定的利益(不同时期不同对象额度不一,有1.85元、1.5元、0.5元、规银一两之分)。而借款之扣还,则日方除支付上述砂价于裕繁公司外,另于砂价外,支付日金若干于出借人,作为借款本利偿还之用。

早在民国初年,售砂合同规定,裕繁每售砂一吨,应得规银一两。可当裕繁公司每次将铁砂成本账送达中日实业公司,请其核定砂价时,日方均将砂价压低至成本以下,纯利规银一两更未给付。而抗战期间,此种情况更甚。日方拟定《契约》,虽约定“每出煤一吨,付与裕繁公司一元五角之租金”(后据细木盛枝交待,日方是以每吨0.5元结算),但并无中日双方分配盈余之规定,且依《契约》规定,月超出三千元部分、设备收购费等均充抵借款。由于经营业务,概有日方管理,所以裕繁公司除了每月三千元的租金之外,已经将该矿全部设备、资产及营业权等一举送交华中公司。

即便这三千元租金,拿来也是困难重重。日方曾于民国卅四年五月五日,支付给裕繁公司方面35万余元,然而随之要求裕繁公司出具的收据备忘录却是:兹依贵公司之暂定处置,先收桃冲铁山“当时开采产额契约金”价款,计三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元无讹。设日后因日军官当局另有指令,致贵公司欲取消或变更右述暂定处置时,本公司对贵公司所提出之要求,自无异议。

日方何以大发善心,愿意支付这三十五万元租金,事后有分析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日本中支那振兴会社的劝告或者协议,因为他们不能“竭泽而渔”;另一方面可能是在等待日本政府承认,在此之前,只是以“暂支”形式付出,并不表示真心。而实际情况是,据裕繁公司介绍,所收到之款并未进入公司账户。此前由于藤井元一通过华中公司向裕繁公司讨要战前曾转借给裕繁公司额二十五万元,截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合计本利三十余万元。所以,裕繁公司只是纸面上承认收到这笔款项,而实际款项进入细木盛枝口袋,自己依然两手空空。

(文图由市档案局提供)